［梁文辉在9月1日国会演讲的主要内容］
1. 我很高興为当前的两个最紧迫的议题，移民和就業，發表意见。
2. 新加坡人普遍认为目前的社会经济政策对他们不公平，因此求变之情绪日益高涨。
3. 他们特别焦虑的是：
•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为什么 新加坡人越来越难找到好的工作，而外来劳动人口（外劳人口） 却在快速增长？ 这是否意味着雇主 对求职的新加坡人 存在歧视？
• 为什么尽管我们有号称 “世界一流 “的大学，却没能培养出足够拥有高端技术的新加坡人才 在新兴产业中担任要职？ 为什么政府没有采取行动来纠正这个失衡的状态，训练更多的本土人才填补缺乏的领域？
• 为什么新加坡人的税务负担越来越沉重？ 难道政府从外劳那里征收的税款，扣除因支持他们所增加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成本后，国家的税收没有获得净收益吗？
4. 由于以上的疑问无法得到满意的答案，很多新加坡人的看法是，目前的移民政策对国家和国人是一宗不划算的交易。
5. 新加坡前进党的宗旨是为国为民，注意到国人对现状普遍的不满和持有异议，我们建议立刻采取行动，恢复新加坡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6. 我们也认为，政府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新加坡是一个“小国际城市国家”，而不是一个处于“大国里的国际城市”。 所以纽约人可以选择卖掉自己在纽约的房产，然后再搬到美国境内的另一个生活成本较低的城市，但新加坡人卖了房子后就得搬到别的国家去了。
7. 实际上，有许多国人目前选择居住在生活成本较低的柔佛州和峇淡岛，与此同时我们却在本岛安置了两百多万的外国人。 其实，我们应该优先地考虑身为主权国家人民的国人的处境。
8. 我们并不是在排外或鼓吹本土主义，新加坡本来就是一个移民社会，有着吸纳外来人才的广阔胸襟和悠久传统。 事实上，很多这些外来的杰出人士为国家的建设与经济成长做出了不可抹灭的贡献。
9. 他们当中有与吴庆瑞博士密切合作发展我国经济的荷兰籍经济顾问温斯敏博士，有帮助新加坡理工学院建立了电脑中心，并将他的技术传授给国人的英国人彼得-约翰-鲍耶（Peter John Bowyer）先生，还有我的高中英文论文老师约翰-科瓦克（John Kovac）先生。科瓦克先生来自于纽西兰，他在我的脑海中植入了 “世界公民 “的概念，除了教学，他也担任我校橄榄球队的教练。 我们非常感谢这些昔日的外来人才和前辈们。
10. 然而，政府从千禧年开始就为我们引进了截然不同的外来人才。 该政策的重要体现之一是星展银行于1998年8月，任命了约翰-歐德士先生（John Olds）为首席执行官。
11. 当时，我记得有一位资深日本银行家曾给我打电话，并评论说：“梁先生，这就好比让一个外国人在日本管理三菱银行。这是无法想象的！”
12. 在1998年当时，我是支持歐德士先生的任命的，但現在令我深感失望的是，在他被任命後的二十二年间，星展銀行仍然沒有培养出一位本土的首席执行官。
13. 目前的金融业与我在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开始工作的1986年当时大不相同。当时的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大力倡导和支持 “本土化 “政策。在那个年代，同事间经常谈论的话题是 “某某人已经或即将接任某某国际银行的最高职位”。今天，国人看不到这些职位的本土化，还要拼命地扼守着自己现有的岗位。
14. 我们都同意，维护就业是当务之急。 其实我个人认为，工作是每个人尊严的基础。 如果一个养家糊口的人长期失业，就会产生许多不良的社会问题。
15. 新加坡精神病学会前主席洪永元医生曾说过，”经济问题是今天社会中许多精神病的根源“。
16. 所以，如果我们通过政策协调国人彼此间，和跟外国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很多社会问题将迎刃而解。
17. 经过二十年来快速的增长，移民在我国人口中占的比例已高达百分之四十，我们的工作场所的状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关于新加坡人在自己国家找工作却受到歧视的问题。
18. 根据人力部资料，目前有1200多家公司因为可能在聘请员工时偏袒外国人而被列入”公平考虑框架”的观察名单。这数据证明了国人在自己国家寻找工作时受到歧视的传闻并非无稽之谈。 在自己的国家里受到歧视的情形，对哪个国家的国民而言都是一件很难接受的事实。
19. 如果不进行更严格的监管，随着外国人在我国总人口中的比例进一步增加，这种情况就更难得到改善了。 目前，新加坡的劳动人口中，10个人里面有4个是外国人，但如果人口达到1000万的时候，估计10 个里面将有6个外国人，新加坡人变成少数派。 虽然1000万人口不是政府的目标，但除非移民速度大幅放缓，否则最终仍然无法排除总人口达到1000万的可能性。
20. 我们无法预知未来，所以我们应该更深入的评估和确认在我们的国土上住着大量外国人将会如何长期影响国家的建设、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生计。我们现在正因为客工宿舍的外国工人是新冠状病毒转播最为广泛的群体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全力抵抗疫情之余，政府应该从新检讨外劳人口在国家发展中所应该扮演的角色。
21. 前进党虽然呼吁政府重新检讨外来人才及移民政策，原则上我们仍然支持新加坡作为一个开放的社会和经济体。我们也认为政府一定有充分的理由才会推动引进外来人才的发展模型。
22. 如果政府能够定时的提供更多数据，使其执行政策的过程能够更透明化，国人就能更加理解政策了。例如，政府能够更详细的分开专业人員 （PMET）统计数据里公民和永久居民的个别数据。目前，因为公民和永久居民的各种数据都笼统归为一类，所以学者和经济分析员无法更准确的评估目前外来人才政策对国家经济建设所带来的利与弊。
23. 前进党认为因为冠状病毒危机的冲击，在短期内，为了照顾到国人的就业前景，政府有必要在此艰难时刻采取果断措施，减少新的工作准证，把更多的工作保留给国人。
24. 而在中长期，政府更需要调整外来人才的运用模式，在帮助国家建立新的竞争优势的同时，必须落实不损害新加坡人就业前景的政策方针。
25. 我们可以借鉴1980年代初期离岸和在岸银行的经验，指定一组把产品和服务外销的离岸公司。在国人目前还不拥有生产这些外销产品和服务的高端技术与国际市场知识的情况下，政府可以允许这些离岸公司更有伸缩性的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
26. 至于只内销的在岸公司，我们建议人力部加强法规和监管程序，确保国人的利益不会因为外来人才的涌入而被牺牲。 首先，人力部应该指定在岸公司的高层，尤其是人事部，应该有新加坡人代表监督公司执行有关程序。
27. 第二，可以为这些在岸公司的业务和职能制定外国人与国人的比率上限，尤其是中高层的管理和技术人员，以加强国人的核心地位。从长远的角度来考量，这样做也能避免新加坡在关键技术行业中过度依赖外来专业人員，进而导致国人在这些关键行业被掏空，而最终使国家丧失本土的经济发展动力。
28. 第三，我们也可以把人才本土化做为重要的绩效指标。人力部在发出外来专业人员工作准证时规定他们在任内培养本地人才，并在签证到期时让本地人才继任。唯有如此该外来专业人员才能获得晋升和签证的延期。
29. 第四，我们应保障我国新毕业生的工作机会，因此我们有必要提高外国初级专业人員的进入门槛，避免他们与本地年轻的专业人員 形成恶性竞争。
30. 最后我们必须强调，一个国家的公民权是神圣的。土生土长的国人，通过一辈子的努力，为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做出奉献，并在这过程中加强社会凝聚力与国家认同感。如果大量的外国人在不需要做出同等的牺牲就可轻易获得公民权，他们的涌入有可能造成社会凝聚力的稀释及国家认同感的腐蚀。
31. 所以，我们可以允许外劳人口有节制的增加，但对于他们能否成为公民则应该有更严格的要求。前进党建议只有在新加坡居住了很长时间并符合严格入籍标准的永久居民，方可申请成为公民。另外，我们还建议成立一个新公民委员会，以监督公民身份的授予。
32. 正如总统在致词中所说的话，“作为我们自己土地的主人，新加坡人必须对所能行使的公民权力和该享有的国民待遇充满信心”。
33. 前进党认为本国会必须致力于维护国人的公民权力和利益。因此，所有实现这一个目标的政策和计划，不论出自哪个政党，都会获得前进党的全力支持。
34. 前进党支持的是一个不分党派的新加坡国会，不是一个执政党及反对党对立的国会。 我们会竭尽全力实现这一目标。
谢谢。
